清代的麻城冤案：为何当时刑讯逼供蔚然成风?

事至此，涂如松杀妻似成铁案，不料峰回路转。涂妻杨氏偶然为杨同范邻居太婆撞见，县令陈鼎得知，率快手径入杨同范家，找到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县令召涂如松认妻。杨氏一见其夫状貌焦烂如鬼，忍不住上前抱颈大哭：“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堂下民皆雨泣。杨五荣、杨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后皆得诛。涂如松无罪开释，其时已被拘押多年，反复受刑若锅中烙饼，早已不成人形，也没得到什么国家赔偿。

涂如松冤案，又见清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与袁枚所记有不同，似冤中有冤，案中有案，然涂如松冤情及受刑经过，大略相仿，此文姑不细辨。

麻城冤案，只是清代刑讯逼供造成冤狱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讯逼供蔚然成风，晚清重臣刘坤一、张之洞在一份变法奏折中，即直陈其酷：“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反覆刑讯，拷讯之惨，多人拖累，则有瘐毙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绍兴汪辉祖在其著作中也屡有检讨，他说，对于盗贼，“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究出真实贼证，方可定案。不可轻用刑讯，致有冤抑”，又说，“盗贼辗转攀援，未必尽出有意诬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难甚，随口供指，冀延残喘者，大约十居六七”，可见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实在极高。

针对刑讯逼供，钱锺书曾分析说：“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知‘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为始事矣。”寥寥数语，道出要害。所谓“反是实”，典出《旧唐书》，乃是酷吏来俊臣发明的十种大枷之七，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谋反是实，诛灭九族也得认。在此处，钱锺书是一语双关。

若进一步讨论，清代刑讯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个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原则，嫌犯往往处于须自行举证的倒置状态，而官方对嫌犯，也通常是预设其“有辜”。此外，清沿明律，规定“于人臀腿受刑去处，依法决打，邂逅致死，及自尽者，各无论”，又规定“强盗、命案，证据以明，被告不吐实情，准用夹讯”。清律的附例还规定：“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论。”这无异于立法支持刑讯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没有现代的公检法之分。事实上，从执行逮捕到立案侦查，再到庭审，都是州县官“一人政府”领导下的甚至是同一个班子来进行。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奢谈，所谓讼师从来就没有当庭辩论的资格，其合法性也堪忧。如此，嫌犯很难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讯逼供的程序正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