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麻城冤案：为何当时刑讯逼供蔚然成风?

第三，清代州县官的审讯技术，简陋得如同还停留在初民社会。来自《周礼》的所谓“五声听狱”，仍为多数人奉为教条，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方法带着浓厚的主观倾向，显然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而在依靠“五声听狱”不能得到满意供词的情况下，无论清官还是浊吏，可能都只好求助于“给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县官员好用刑讯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清代文官人手严重不足，已有众多学者指出，姑不多论。清代审案期限又极为严格，这让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员，尤其措手不及。据《清史稿·刑法志》，寻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县须3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内解司，司一月内解督抚，督抚一月内向皇帝咨题;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时限更短，仅4月，其中州县须2月内解府州，府州20日内解司，司20日内解督抚，督抚20日内咨题。重大案件的结案时限，反较普通案件为短。

官员若违反审转期限，将直接面临“罚俸”、“降级”等行政处罚，若遭弹劾，有时还会得到更严厉的处分。如此，官员尤其是地方基层官员，只好化压力为暴力，将嫌犯一拷了之。

此外，清代吏治之贪渎腐败，众所皆知。因利益关系或权力倾轧而锻造冤狱，亦屡出不鲜。而在每一个冤狱中，都难免徘徊着刑讯逼供的幽灵。说到底，清代刑讯逼供的本质，就在于缺乏对个体权利的认同与保护。哪怕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有其天赋人权，刑讯逼供则挑战乃至践踏了此种天赋人权。这既是庶民的悲剧，也是王朝的悲哀;既映出草芥之民的渺小卑微，也衬出官僚机器的冷血强大;既留下炙烤民权的残痕，也摄下滥施公权的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