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人体实验的黑历史：海拉细胞

医院董事会成员中有个名叫威廉·海曼(William Hyman)的律师，他并不认为三位医生是过于敏感。得知他们辞职后，他要求查看参与研究的病人的资料。可要求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就在三位医生辞职后几天，《纽约时报》恰好刊登了一篇小报道，标题为《瑞典惩罚癌症专家》，故事主人公是个名叫贝蒂尔·比约克隆德(Bertil Björklund)的癌症研究人员。他利用海拉细胞做疫苗，然后给自己和病人做静脉注射。他的细胞全是从盖伊实验室弄来的，数量庞大，以至于大家都开玩笑说与其拿细胞来注射，还不如把细胞灌到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让人在里面游泳，从而获得免疫。由于用海拉细胞进行注射，比约克隆德被实验室开除。海曼希望索瑟姆也能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于1963年12月将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要求获取该项研究的记录。

海曼把索瑟姆的研究同纳粹研究作比，并从三位辞职医生那里获得供词，他们用“违背法理，违背伦理，可悲可叹”来形容索瑟姆的做法。海曼也从另一位医生那里取得供词，这位医生说：即使索瑟姆问了，病人也不可能给予知情同意，因为其中一位患有帕金森症，不能说话，另外两位只会说意第绪语，还有一个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和抑郁症。无论如何，海曼写道：“他们告诉我没必要签署同意书……那些犹太病人根本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细胞。”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医院说诉讼充满“误导和错误”，可报章杂志还是刊出头条新闻：

被注射癌细胞，病人不知情……医学专家谴责注射癌细胞违背伦理

报道说《纽伦堡公约》在美国一贯遭到无视，目前全国还没有保护科研对象的相关法律。《科学》杂志将此事件称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关于医学伦理的最激烈的公共争论”，并表示“目前形势对每个人都不容乐观”。该杂志一名记者质问索瑟姆：如果注射诚如你说的那么安全，你为何没有给自己注射?

“我跟你直说，”索瑟姆回答，“现在有经验的癌症研究者屈指可数，即使只有一丁点危险，拿自己做实验也不是明智之举。”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癌细胞的病人看到报道，纷纷联系记者。纽约州检察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也从媒体报道得知此事，随即展开调查。之后，他写了一份五页的报告，其中慷慨陈词，指控索瑟姆和曼德尔有欺骗行为、违背职业道德，并要求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会撤销二人的医疗执照。莱夫科维茨写道：“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绝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病人有权知道……针筒里究竟装了什么。如果知情导致恐惧和焦虑，他们有权表达出恐慌的情绪并拒绝接受注射。”

然而，不少医生站出来，在评议委员会和媒体面前为索瑟姆辩护，说医学界开展此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表示没有必要对科研对象交代所有信息，索瑟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领域的职业道德。索瑟姆的律师也辩称：“如果整个领域都是这么做的，那怎么能将索瑟姆的做法称为‘违背职业道德’?”

这件事在评议委员会激起不小的波澜。1965年6月10日，委员会的医疗纠纷委员会裁定索瑟姆和曼德尔“在行医过程中存在欺骗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建议吊销二人的行医执照一年。委员会写道：“从整个事件过程的记录可明显看出，某些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对病人为所欲为……病人同意只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委员会在评议中也号召针对临床研究制定更加具体的规范，他们表示：“委员会相信此类规范相当于严肃的警告，以约束科研行为，使其不违反基本的人权和豁免权。”

后来对索瑟姆和曼德尔的处理是，吊销执照暂缓执行，给予一年察看期。然而，这件事似乎对索瑟姆的学术地位没有丝毫影响，察看期一结束，索瑟姆就当选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不过，事件终究在人体实验监管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评议委员会宣判之前，媒体对索瑟姆的负面评价就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注意。该机构一直为索瑟姆的研究提供经费，可它早就规定，所有研究人员进行人体实验前必须征得他们同意。索瑟姆事件出现后，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资助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只有9个有保护实验对象权利的规定，只有16个会给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结论是：“对于有病人参与的实验研究，研究人员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评判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

此次调查后，国立卫生研究院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必须经过审核委员会评议，判断它们是否符合研究院的伦理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内容详尽的知情同意书。审核通过才给予经费。而审核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由不同种族、阶级和背景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

科学家纷纷表示医疗研究前途堪忧。其中一位甚至给《科学》杂志主编写信说：“明显无害的人体癌症研究都遭到了制止……1966年将为所有医学进展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