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误读的“刘邓大军”

刘伯承的正规战不适合游击战。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邓小平上台主政，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战将们到处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主题都围绕着邓小平做文章，误导了社会，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彭德怀与刘伯承历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习惯上的。

1933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在南丰作战中，彭德怀曾大骂：“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认为百团大战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这也是针对彭德怀的，而且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罪状之一。

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全力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来自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几乎全师覆灭。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即使两人如此多的矛盾纠结，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刘伯承仍然说“彭德怀整过我，但不是出于私心”。

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兵力最足的当属三野和四野。一野因为担负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只是到最后与晋绥军区重组，最高时总兵力达到34万人。二野在挺进大别山时伤了元气，最高时也只有28万，是四大野战军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时兵力超过82万，而四野最富，总兵力达到150万。这也是外军把三野和四野称作是正规军，一野和二野称作游击队的原因。

刘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时，虽为一代名将，野战能力并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抗日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伤了元气，没有单独完成重大战役。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瞎折腾，夺走了他很多功劳。加之解放后不得济，既不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惹人眼球，又不似林彪那样死的轰轰烈烈。本想在军事教学方面开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怀这种死缠烂打。只好退居幕后，乐得休闲自得。

虽然如此，二野的作战指挥还是刘伯承当家，邓小平只是陪衬。然而在邓小平主政时，各种宣传都是“邓政委”，把刘伯承这个作战实际指挥者撇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