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业的黄埔军校在哪里？

1932年冬，上海商检局技师吴觉农，一袭布衣，一只皮箱，孤身前往地处安徽祁门平里村的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后改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接任场长。

一路上，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吴觉农吃尽了苦头，还遭遇了土匪打劫、野兽出没等危险。

真正让他痛心的是沿途祁门茶区的荒芜。曾经让欧洲王室贵族趋之若鹜、奉为奢侈之物的祁门红茶，成了当地农民眼中不值得重视的事物，也就是房前屋后种上几株，有贩子上门，就摘些叶子做成半干的茶胎换几个铜板。

这其实也在意料之中。1930年，吴觉农曾比较过中日茶园收入，数据显示，每亩收益能相差十倍！

仿若山河破碎下中国社会的缩影，自英国、日本加入国际茶业版图，开始机械化制茶后，华茶处境便江河日下。

有志之士为复兴中国茶业奔走呼告，要改良，要培养人才。1930年吴觉农在《改良中国茶叶刍议》中呼喊道：“吾人宜从速设法补救，以利国利民。……俾茶商日臻兴旺，与他国竞争，占为首席，谋国际上贸易之发展，愿国人共勉之！”

怀抱着同样的理想，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等一批茶界泰斗式专家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祁门茶业改良场。在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的阴霾下，他们苦守着崇山峻岭中的“试验田”，发轫无数巅峰之举，为中国茶叶机械化生产趟路，同时为中国茶叶科技培养了大量人才。

让大英帝国觊觎的“宝地”

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前身是“国字头”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安徽模范种茶场。筹建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的茶叶研究机构。首任场长是曾在光绪年间考察了南洋诸国茶业的陆溁。

陆溁在1905年时就曾提醒过：“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当时，世界各大产茶国为了提高茶叶竞争力，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对茶叶进行了大量改革，采用了现代的机器生产和规模性茶叶生产机制。而中国却仍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制茶，不仅单产低、生产效率低、成本高，而且产品品质不稳定。

尤其是祁门红茶，因为工序复杂精细，手工制作更使得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奢侈的消费品，销售逐渐陷入困境。

不过，到了1915年，祁门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章”一枚和“金质奖章”两枚后，人们心中复兴华茶的希望重新被点燃，也坚定了农商部改良茶叶的决心。

农商部模范种茶场的地址最后定在安徽祁门平里。这里有个小插曲，事实上，最早使农商部注意到祁门的是英国人，他们首先提出要在祁门设茶场的要求。

英国与中国红茶有着奇妙而深切的渊源。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期就饮茶成风，为此大量白银哗啦啦往中国流。而后他们通过不懈地“努力”，盗取中国茶种，偷学制茶技术，在印度成功开发出大吉岭和阿萨姆两大红茶产地。到1903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由4%来自印度增加到59%，而中国茶在世界销售量的比率却下降到10%。一消一涨间，是中国外汇收入的大幅减少。

有两大茶园傍身，英国竟然还要在中国设茶场，不得不让人起疑心了。

英国人看中的祁门，就是祁门红茶的原产区安徽省祁门县，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茶区，祁门80%的茶园分布在海拔100-350米的森林茂密的丘陵盆谷之中，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早晚温差大，常有云雾缭绕，是茶树生长天然独特的好环境。

虽然当时还没有茶叶“小产区”的概念，不过英国人定是看中了祁门好山好水的与众不同。好在当时虽然时局不稳，但农商部的官员到底不是傻子，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并决定由陆溁到祁门设场。

1916年初，模范种茶场正式开启，陆溁紧锣密鼓组织人收新茶，用机器直接精制输出茶叶，代替传统的手工制作，并称其为“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

彼时的吴觉农还是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对茶叶兴趣浓厚的他，在2年前，17岁时刚把自己名字“荣堂”改为了“觉农”，立下振兴中国农业的大志。

吴觉农

谁也想不到，在往后的十多年里，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断绝，种茶场工作时断时续，还被降格为省立茶叶改良场，陆溁的成果付之流水。吴觉农却成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茶叶技术专家。

1932年的冬天，奉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命，吴觉农前来祁门救场。他带领团队，整老茶棵，辟新茶园，组织茶农搞运销合作社；又通过多方争取，获得了数万元科研经费，购置了一大批设施和机械，将之前口口相传的手工制茶改变为工业化的机械制茶。

到1934年，吴觉农因出国考察离开改良场时，茶叶复兴正在成为现实的美好图景：制茶机械成功投入生产；合作社大受欢迎，并推广到全国；改良场也复归国家队，当年7月改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安徽省政府合立，更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

用现代化生产重归国际市场

1934年9月，吴觉农离开前，力邀他的老搭档、上海商检局茶检室技士胡浩川接任改良场场长。

也许是日本留学生涯的影响，胡浩川做事情认真而执着。据说他与人道别时还是行日本之礼：大弯腰，双臂低垂，仰面微笑。

他对制茶尤其是制功夫红茶也是认真琢磨，每个步骤都一连串地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与应用推广，后人时常传唱的《天下的红茶数祁门》就是胡浩川编写的。

胡浩川

上任后，胡浩川首先果断将改良场总部迁至县城，而后一直致力于从种植到制作祁门红茶的规范化、科学化、工业化，并将这些工艺上的改革向茶农推广。

《祁红怎样做法》《祁红毛茶怎样复制》《红茶怎么看法》等关于祁门红茶的基础知识读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广到茶农手里的。

更大的改变从1936年开始，改良场引进制茶机器，开始实验机械制茶，以前无古人的胆识向近百年的制茶方式挑战。

当时国内对制茶机械化尚存在分歧，许多人心存疑虑，甚至有反对声说：“机器制茶一定要沾染铁锈和机油气味，高温快速机烘的红茶得不到祁红特有的芳香。”

但胡浩川认为机械化才是大势所趋，坚持从国外引进了机器设备，开始着手祁红的机械制作实验。

当年的技术员冯绍裘回忆此事时，感慨万千：

“1936至1937年，我调任祁门茶叶改良场任技术员，专搞祁红初精制实验工作。该场先后由日德购进大型红茶初制揉茶机和烘干机两种，以供机制红茶实验示范推广之用，提高祁红质量。”

一开始，机器的脾性让人很难掌握。在1936年春，改良场第一次使用台湾大成式揉捻机时，因为配备散块筛分机，需要两三人来散团筛分，竟手忙脚乱。而在第一次使用烘茶的时候，竟把红茶烘焦了，造成了很大损失事故。

然而经过不断地坚持实验，最终收获了令人惊喜的结果。1936年春，改良场成功试制出红毛茶四五千斤，精制装箱运往上海试销，经中外茶师品评，认为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等在祁红中均称上乘，比当年祁红的最高售价还高出了110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令全国茶叶复兴人士大受鼓舞的事情。吴觉农特意在《国际贸易导报》上撰文称，“祁门茶业改良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红茶问世，形式整齐，色味俱绝，叶底明净，茶身清洁，售价之高，开最高纪录。计头批售价达275元，二批达240元，三批90元，甚至夏茶售价达170元之谱。”

1937年春，改良场精制的祁红在上海又大受欢迎，有外商甚至表示：“这样的祁红，有多少要多少！”

对于祁门来说，用工业化的方式制茶，意义不仅仅是工艺规范，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上，对于祁门红茶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有巨大的帮助。祁门红茶以往流失的那些海外销售，只有大规模的机械生产方能弥补回来，而海外巨大的需求量，也只有机械生产才能满足。

正因为有了机械生产，抗战期间，祁门红茶的一度繁荣，成为国民政府“用外汇换武器”的重要助力。

品牌效应：中国茶叶科技人员的摇篮

1936年，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在上海登报公开招考茶叶产地检验技术人员训练班学院，考生录取后，立即赶在茶季，送去祁门茶叶改良场学习。

从那以后，几乎全国各种茶叶技术专业人员培训班，都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作为训练实习的基地。

祁门茶场有时也与政府合作，在农闲时，举办制茶训练班，招收祁门附近茶农，施以浅简训练。

改良场自己也有训练班，都是“名师”亲自上阵授课。1936年10月的一次训练班，胡浩川主讲红茶精制技术，冯绍裘主讲红茶初制和茶叶审评，庄晚芳主讲茶树栽培技术。他们所讲，不但精辟、科学，而且有独到之处。在实际工作上，既有许多同志现场示范，又有专家亲临辅导。因此学习进度快、扎实、质量高。

随着改良场名声大噪，各地茶人无不以出身改良场为荣，乃至改良场成为一种品牌。连外国专家也来此参观考察，仅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日本著名茶叶专家山本亮博士、中英茶叶公司英籍顾问韦纯，以及苏联驻香港的茶叶专家等到过改良场。

不少茶厂的早期工人和管理人员，都到祁红茶区受过培训。而不少现代著名茶学“大师”，都是从祁门走向全国的。

在祁门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走出过如此之多的茶叶大师。

吴觉农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业公司经理。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了茶叶研究所。被誉为“当代茶圣”。

胡浩川，首创“茶艺”一词，著有《浙皖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天下红茶数祁门》等珍贵著作，被誉为“茶叶大师”。新中国成立，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

庄晚芳，改良场的茶树栽培权威，留下条播密植、等高梯形、之字山路三大创举，被誉为“茶树栽培之父”。

冯绍裘在抗战爆发后，疏散去云南，创红茶成功，成为滇红之父。

此外，还有范和钧、陈兴琰、徐楚生、刘淦芝、陈观沧、钱梁、汪瑞琦等大家，不胜枚举。

“二战”爆发，艰难保存茶场

不爱人间富贵花，只采平凡快活茶。

这是胡浩川的诗句，也是那一代茶人精神境界的写照。

“二战”爆发后，祁红外销受阻，形势急转直下。改良场无法开展工作，奉命进入保管时期。

平里茶业改良场现状

在留守改良场的陈观沧的记忆中，这段日子极为艰难：“我们有事，经常由平里去祁门总场，沿途均是崇山大岭，虎豹伤人，时有所闻。有一日，我随茶场数人同往祁门城，转过几个村落，进人大山冈，在山脚边，已有多人等候结伴过冈。有人告诫，结伴过冈以午时为好，山上茅草丛中，猛虎打盹，人近虎旁，只要屏气速行，可渡险关。因此，我们效此法过关，屏气、轻步、疾行、眼亮、耳灵，一闻风吹草动，冷汗直冒，似有临生死搏斗关键时刻之感。”

这样的艰难处境下，胡浩川以“个人不离场、工厂不荒废、茶园不生荒”自励，号召职工克服种种困难，以茶养场，一面自产经营，一面与茶农联营制茶。把未来茶叶复兴的火种，顽强保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如今，改良场的时代已成历史，茶界大师们砥砺前行的故事却影响至今。培养了大量茶业人才的祁门茶业改良场，可谓是中国现代茶业界的“黄埔军校”，它的意义已经超过茶叶史范畴，而是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有识之士实业救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