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所引发的三个问题的解释

摘 要：明代政治史究竟怎样进行综合研究，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以明代社会、明代政治史分期和明代政治走势作为结构分析的几个基本问题，并就这几个问题的要点进行论述。

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样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2] 胡丹.明宫的殿、朝与朝班（下）[J]. 紫禁城. 2009（09） .